文章摘要:教育公平被视为社会公平的基础,这群出身寒门的打工子弟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无法选择自己在哪里接受教育,也无法选择未来人生起航出发地点。
应先将后续安置政策征求民意 再发布关停命令
其实这不是笔者第一次听到类似的新闻,相信这也不是后一次听到类似的新闻。在很多人讨论该不该关闭这些学校的时候,还是讨论点比较实际的问题为好:既然政府坚持要以各种理由关闭这些“非法的”打工子弟学校,要先为这学生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受教育权和机会。先解决了眼前的实际问题后在讨论是不是该关闭这些学校的问题。
3万孩子在这些学校哪里就读,享受什么样的教育质量,这既是家长关心的问题,也理应是关闭这些“非法”学校的前提和基础性条件。如果政府真的这样为这些孩子家长着想,这就可以避免如今民众普遍不认可政府所为的尴尬境地。
要求打工子弟学校具备公办校标准 实乃痴人说梦
依照北京市官方的政策语言来看,这些打工子弟学校达不到办学条件,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按《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基本标准”规定,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000平方米,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环形跑道等。我宁愿这样揣摩的这一行政行为的善意: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希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尤其是生活在北京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进入达到基本办学标准的学校接受教育,解决“上好学”的问题,这一举措也是“为了孩子”。但在寸土寸金的北京,能达到目前规定的办学条件的多是北京市公办学校,没有政府的支持而要打工子弟学校达到这些办学条件,无异于痴人说梦。
强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公办校 政府不能一厢情愿
能让孩子进入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北京的教育资源,对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应该是一件好事。如果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做到位,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应对这一做法持非常欢迎态度,他们其实更愿意相信公家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
现在看来,决策者在做出这个决策前并没把工作做到位。明显的一点就是,根本没有为这三万名学生到哪所学校读书考虑过。譬如是否调查过这三万孩子为什么要到打工子弟学校读书,在关停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时方能有针对性地分流安置。他们是无法进入离家近的公办学校读书,离近的公办学校太远,还是家长无法办齐“五证”(所谓“五证”是指,家长或监护人持本人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教育主管行政部门如果做好这些调查,并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降低这些孩子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门槛,在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同时,切切实实地在此就读孩子“有学上”,他们能继续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不过多增添家长和孩子的麻烦。
出身寒门也该得到阳光 “五证”不应成为义务教育的阻碍
当然,如果真得进行了这方面的调查,肯定会发现一些孩子的家长很难办齐“五证”。因为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孩子的家长不少是菜农、商贩、临时工,甚至不少靠拾荒为生。要是严格遵守“五证齐全”才能进入公办学校的政策规定,打工子弟学校又遭遇关停的命运,不少孩子则因此会失去在北京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其实即便有一个孩子的家长无法做到“五证齐全”,就以此为由剥夺其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都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何况还有一个群体的存在。正是这个无法办齐“五证”的家长群体存在,才使得打工子弟学校有其存在必要性。这些学校至少可以让这些孩子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还可以与父母团聚。
在目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上,《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但所谓“为主”就意味着不能将解决这一问题的宝全押在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的身上,在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尚没有完全发挥作用的角落和缝隙中,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就很有存在的必要,他们至少解决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尤其是生活在城市底层、无法办齐“五证”的农民工子女“有学上”的问题。
教育公平被视为社会公平的基础,这群出身寒门的打工子弟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无法选择自己在哪里接受教育,也无法选择未来人生起航出发地点。他们应该学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谣,北京天安门是他们渴望看到的地方。等他们到了天安门,他们能否真得看到太阳的升起,能否真得得到阳光的照耀?这既有赖于社会的努力程度,也有赖于政府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基础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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